王蜀桂的道聽塗說

        去年底，我從海星中心朴神父口中知道二十位印尼船員誤上賊船，除了在船上工時超長外，伙食極差，工作稍慢或偶失誤，懲罰是不許喝水和吃飯。生理的虐待不說，他們如未做滿三年，拿不到一毛工資，因此在船上做五個月苦工，連一文錢都沒見到。

船員趁在前鎮漁港停泊時，向海星中心求救，因而住在中心等待救援。神父很希望台灣人知道：仲介是怎樣剝削、欺壓外籍船員；而勞委會卻以簽約不在台灣，無法可管，而任船東和仲介逍遙法外。

就因主管機關的放縱，台灣在國際人權評比，和對岸是同等級。而現在政府再三標榜「人權立國」，卻讓外勞在國內宛如奴隸，這是多麼諷刺的現實。（註：由於國際壓力，也為洗刷惡名，「使人為奴」算是人口販運，公權力積極介入，除宣導也保護受害外勞，移工人權較前幾年進步多了！）

我曾多次報導海星中心，知道他們的工作性質，更知道因神父不會說國語，和一般台灣人無法溝通；該中心以保護受迫害的船員、漁民與外勞為目的，本質與資方對立，沒有老闆肯支援；而在本土意識高漲的今天，台灣人只關懷自家人，外勞、外配早就被抹黑，沒人想幫助「外人」。我從教會慈善基金會的徵信中，早就看出該中心的窘況。

因此，當我得知二十名印尼船員在該中心，想到只有吃飯就是大消耗，中心如何撐下去？因此想到請做多年資源回收的芝音去中心看看！是否能以不花錢的方式，幫忙這群落難的異國年輕人。

我們第一次去他們住的頂樓，由於人多床少，大部份人打地鋪。神父讓我們看雙手凍傷，有一指頭壞死的船員。經過半個月的治療，那雙手看來還是觸目驚心，如果他不及時下船醫療，兩手可能早報銷，而船長根本不理會他們的病痛！

芝音發現他們人人一雙拖鞋，就想為他們找雙運動鞋。她又發現中心沒有會說印尼話的工作人員，如何了解他們的需要和想法？於是提出找會說印尼話的人做翻譯。

我找到家住旗津，嫁來台灣十八年的華裔印尼姐妹吳秋娥做翻譯，我們在下午三點多二度到海星中心。我們和二十位印尼年輕人面對面的交談，當然都是透過秋娥的翻譯。

我們才了解他們的年齡從十八歲到二十六歲，學歷從國中畢業到高中畢業，他們都是借貸付昂貴的仲介費才上船，後來調查有七人的家住在很遙遠的島上。他們渴望在台灣打工，然而他們是漁工，依據合約根本不可能。這該是他們最大的遺憾─看到卻吃不到。

早上，中心得知他們返鄉的機票和護照都下來，第三天（一月十一號）上午六點多的飛機，先轉機到桃園，再飛雅加達。他們機票錢是誰付的？中心社工程小姐說：「我們為他們找印尼在台辦事處和船公司代理商，逼迫他們解決船員返家的問題。這些當然是從他們付的仲介費中吐出來的，可是他們拿不到一文工錢，因為他們在無知（被騙）的情況下，簽下不合理的契約。」

芝音這時想請他們吃一頓自助餐？我想他們可能較愛一雙新鞋？表決的結果自然是鞋子。芝音想到他們下了機場回家的路費問題？這時我們才知道海星中心為受難的外籍弟兄姐妹，不僅提供免費食宿的地方，連下機後到家的路費也提供。程小姐說：「如果人少，我們送的錢較多。他們有二十人，我們只能一人送十塊美金。」於是芝音和我決定再送他們每人十元的路費。

芝音還忘不了鞋子，她告訴這群年輕人「我會替每人找雙鞋！同時也會找手提袋來裝東西。」秋娥則說：「我明天買菜，到中心做印尼餐，為他們餞別。」

芝音想到他們雙手空空的返鄉，下機後面對的是巨額的債務（為上船繳納的仲介費），就覺得心痛。回家後馬上發動志工社的朋友以及親友捐衣物、鞋子。親朋好友接到訊息，立即將物質送到她家。

惜福組的蔡秀英、張簡素鉁、許春美和芝音在家中，將臨時募集來的衣物分類─童衣、童鞋、玩偶、男褲、女褲、Ｔ恤、鞋子、背包，先檢查清潔及堪用度，審核通過後再摺疊起來，放入紙箱內。別看檢查、打包的工作，雖不吃力，但很繁複、耗時，她們做到深夜才停工。

第三天上午，秋娥從旗津買了大批食材，騎機車到海星中心做午餐。十二點半，張簡素鉁、許春美和芝音來了，她轎車載來鞋子、箱子、包包請船員抬上來。接著把鞋子放在會議室的地上，包包則放在桌上。

沒鞋的船員先挑合腳的鞋，每個人選到合適的鞋子。最後有位大腳船員說找不到鞋，惜福三人組不約而同的看中一雙白色真皮運動鞋，拿給他試穿。哈！真像灰姑娘穿上玻璃鞋，簡直為他而來。我們趕緊叫一位會說國語的印尼妹妹告訴這老實的船員：「這雙鞋子是名牌，質料很好。」

        他們拿提包，每個人都挑小包包，開心的離去。芝音目睹他們選包包的情況，急得請程小姐告訴他們「拿大袋子，因為衣物下午才到！否則裝不下。」芝音又問程小姐：「有些填充玩偶，他們需要嗎？」程小姐說：「他們可以當禮物送親朋好友，總比兩手空空返鄉要好！」

看到船員個個笑逐顏開的表情，程小姐感慨的說：「這二十多天，他們天天垂頭喪氣，從昨天開始，臉上才出現笑容。」

一點半吃午飯，秋娥的印尼菜、湯、炒米粉都很好吃，可是船員的食量似乎比較小。我們猜原因，可能太高興，也可能不好意思。因為我多次和原住民青年吃飯，常發現他們和外人聚餐，食量特別小。

飯後，四名船員坐上海星中心的九人座小巴，到芝音家將惜福組漏夜整理出來的衣物搬上車。芝音後來又發現一些對船員有用的物質，晚上再送到中心。他們滿載台灣人的祝福與禮物，回國面臨另一個挑戰。

三天的行動，芝音和我的觀察及討論後有幾個心得：印尼船員還保持純樸、利他的心，以包包來說，他們挑小包包，好的留給別人。其實連吃飯都是如此，有位外籍姐妹的觀察為「在台灣最後吃飯的人，往往沒東西可吃：在印尼最後吃飯的人，吃得最多，因為知道有人沒吃，大家都會留給未到的人，於是量特多。」

當天拿包包時，有個也在第二天返越南的女外勞，聞風下樓到會議室，她一眼就相中一個登機箱，她要。芝音說：「這是為二十位船員，他們優先。」越南女就說：「我的同伴脊椎受傷，我要替他拿行李，有登機箱較方便。」由於她的哀求，加上我以台灣人好搶好貨的心態思考，我們勉為其難的答應。

程小姐看到她拿走登機箱，問我知不知道？我把理由告訴她，得到的答案是：「她她有錢，需要自己去買，怎麼可以硬要！」我說是否回收？程小姐說拿了就拿了。

這也給我們一個教訓，以後再有這樣情況，我們不要立即做決定，而是把此情形告訴社團負責人，因為她們最了解當事人的背景，才不會造成最需要的人沒拿到，貪心的人撐死的情節。（寫於2007年1月中旬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