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蜀桂的道聽塗說

　　提起河北省房山縣，相信大多數人記憶中的印象，該是「周口店是北京人的出土地」。所以當六年前，我隨高市文藝協會到對岸做兩岸文藝交流，在北京只待短短的一天，事前我心想：「那一天的行程不是到故宮，就是頤和園消磨。」我怎樣都沒料到，竟然去房山縣的雲居寺，看深藏地下千年，於四十年前出土，次年九月將再回填地穴的石經。

　　果然，第二年雲居寺石經再度深埋土層，可惜的是：佛教興旺的寶島，竟然少有人注意此訊息，幾乎沒有媒體報導此事。

　　我到過北京多次，都是自由行，所以詳讀旅遊資料，卻從不知房山石經。那時我請教為我們做解說的張振華先生，他是專門研究北京文史的學者，給我的答案是：「第一路遠，從北京到房山縣有一百多公里的路，而路又不太好走；第二以往雲居寺並不對外開  放，旅行社自然不把它列為景點，旅遊書當然沒有它的資訊。」我們在雲居寺走馬看花的逛一圈，我的感嘆是：一般觀光客不會對石經感興趣，因為沒有太多的看頭。石經在文化及宗教上的價值，對嘗新、獵奇的觀光客，可說是「緣木求魚」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房山石經有北京敦煌的美譽，我想多數人懷著看熱鬧的心情去，肯定會失望，因為實在沒什麼看頭。房山石經不像敦煌石窟，可以「外行看熱鬧；內行看門道」，成為雅俗共賞的古跡。房山石經是學者專家、佛教人士眼中的瑰寶，它在文化、宗教上的價值，肯定不在敦煌之後，只是尋常庶民怎能了解它的珍貴呢？

　　房山石經的開山祖師是隋朝時的靜琬法師，他所以發愿刻經的原因是：北魏及北周兩皇帝的滅佛暴行─燒燬寺院經像、誅殺或驅逐僧侶。這兩次法難讓佛教眾多手寫經卷化為灰燼，而北齊時代唐邕在河北武安縣所刻的石經卻安然無恙，讓擔心以後再有法難，佛經不保的慧思大師得到靈感，因此發愿刻石經，閉封岩壑中。靜琬法師是慧思大師的弟子，繼承師愿，才在幽州北山，鑿岩為石室，即磨四壁，而以寫經。又取方石，別更磨寫，藏諸室內。每一室滿，即以石塞門，用鐵錮之。靜琬法師一生所刻的石經，滿了七室，他在貞觀十三年往生，弟子及弟子，一代一代的繼承刻經的事業，直到五代戰亂而中止。

　　靜琬法師因為刻經僧侶的增多，為了解決僧侶食、衣、住、行的問題，才在山下建雲居寺。五代戰亂，雲居寺亦破舊不堪，遼代以後才重新修復，遼清寧宗後再復興刻經事業，此工作竟成為全民運動，刻經的經費由皇家、貴族、富戶等捐助。一一一七年，寺方將遼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片，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百片埋藏在寺西南隅的地下。

　　在雲居寺參觀時，儘管有專家導覽，我仍聽得一頭霧水，匆匆流覽過原版石經，感覺它的字體為常見的楷書，經文也覺得較口語化。然後我們攀登石經山，想拜訪靜琬法師終身志業的石洞。我們走了半山腰，才發現來回至少要三小時，而當日下午還要搭機到瀋陽，只好半途而廢。

　　我帶了一肚子的迷惑返台，用心讀資料後，我才曉得石經山上九個石洞，才是正版北京敦煌，我們走過的雲居寺，看到的地穴和石經，比山上石洞及石經，要年輕多了。我曾經坐火車通學三年，有一天身旁坐的是出家人，他在車上讀經，我偏頭一看，經文都是漢字，每個字我都認識，卻不知所云。後來我才曉得，外來宗教的經文翻譯有意譯、音譯兩種，我看不懂的佛經，八成是音譯的產物。

　　中國佛經譯經史上，有兩種學派：前秦印度僧人鳩摩羅什譯經，以文字流暢便於誦讀，也就是意譯；玄奘譯佛經，音譯意譯，力求忠實原文，較重視直譯。「佛」是鳩摩羅什譯的名詞，玄奘則譯為「薄伽梵」；羅什譯「比丘」，玄奘譯「苾芻」。遼代密教盛行，誦讀「心經」多用梵文，因為密宗信徒認為梵音誦經功效較大。

　　其實基督宗教傳入中國，譯經也是最重要的工作。天主教早期許多經文，多是照音直譯，六十歲的老教友，至今還會用拉丁文念經、唱歌。現在不管宗教禮儀、日常經文、聖經，都有流利的白話文版本。這也是我能在極短暫時間，注意到經文翻譯的理由。

　　我在雲居寺時，最好奇的一件事是：玄奘大師那時尚未赴印度取經，靜琬法師和他的弟子用誰譯的經書？查了資料，果然至今尚無發現，反倒是開元十八年以後，石經底本的出處已得證實，一為唐金仙公主賜大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。遼代直到金代，刻經底本則是「契丹藏」，這兩個底本，都是絕世不傳的善本書籍，也是校勘歷史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。我想，靜琬法師發愿鐫刻石經時，一心只想讓佛經流傳千古，絕未料到石經竟然有許多附加價值。

　　到了雲居寺，目的就是看佛經，不同版本的譯經，歷經千年，都完整的呈現在現代人眼前。而石經除宗教價值外，更是歷史資料庫，因為從石經的文字、題記，可欣賞金石、書法、文化藝術的美，還可了解當時的政治歷史、社會經濟的情況。這些為一般觀光客，都不感興趣，但是對相關的學者專家來說，房山石經是座尚未全部發掘的寶庫，至今還未發揮它的光芒。

　　從地穴石經出土後，成為現代佛經的標準本，也成為佛教學者研究佛經的重地。參觀出土前後，沒有太多傳奇色彩的房山石經之際，我不由得想到五十年前，在死海附近古木蘭山洞的大發現。一個牧人無意中，在山洞內的陶罐，發現的三個羊皮手卷。經學者研究及鑑定：是公元前三世紀的遺物。其他的牧人，知道山洞有些陶罐內藏有寶貝，於是牧羊時，順便鑽山洞尋寶。有個幸運的牧人，在一個山洞內，找到極多且寶貝的手抄文件。

　　這些文件原來是古老的舊約抄本，出自猶太的隱居團體。這群為逃避羅馬軍隊迫害，遁入曠野生活苦修的猶太虔誠修行者，在公元六十八年，猶太亡國前，匆忙將一些手抄文件暗在附近山洞內，近兩千年後才被發現。如今古木蘭像敦煌一樣，成為聖經學者，研究古代經典的寶庫。

　　這則和敦煌有些異曲同功之妙的古木蘭文物，沒有敦煌的豐富，但是命運比敦煌文物好多了。因為以色列政府，從知道有古文件出土，就在暗中收集，不讓國寶流落海外，而敦煌因王道士、官員的無知賤賣國寶，想來真嘔！石經山上的石經雖有些破損，但比起敦煌四散的文物，該說是幸運多了。

　　雲居寺在近百年的戰火摧毀下，幾成廢墟。隨著開放改革的腳步，雲居寺才再得到關愛的眼神，再重新興建，工程至今一直進行。所以我們踏入的佛殿，都是新古跡，大殿中接受信徒膜拜的佛像，不是別的寺院移來，就是新刻的，這些新文物，實在很難讓人發思古的幽情。

　　偌大的名剎，放眼看去，機關味濃，宗教氣氛甚薄，出家人少得像點綴品。藏經地穴旁，擺著一個生鏽的大鼎，據說是當年寺僧煮飯的飯鍋。雙眼所見，仍然是滿目冷清，正在整建廂房、院落，目的只在吸引觀光客。如今沒有絲毫宗教氣氛的雲居寺，令人很難想像它在數百年前，曾經是帝王、貴族出入，擁有上千僧侶，為北方佛教影響力最大的寺院。

　　在雲居寺的小道上漫步，同行的文友和主人熱烈的討論，我心深處卻是萬分寂寞，因為到古寺，大部份人只存著遊山玩水的心情；而有些古物收藏人，觀看古老寺廟和佛像，只在文物的金錢價值上打轉；至於在名剎工作的人，心態上只是份可糊口的工作，不想也不願了解寺院的來龍去脈。這是我走訪大陸許多古跡、寺院最深刻的感受。

　　我忍不住要想：百年來，中國知識份子，充滿反宗教情結，今天兩岸的中國人，都面臨傳統文化解體，又鄙視、害怕宗教的教化功能，偏又想利用宗教達成某種企圖。一個沒有道德意識的社會，宗教很容易成為有心人詐財的工具，而以功利取向的台灣宗教界問題百出，原因就在於此。

　　靜琬法師開始刻經大工程時，玄奘法師還未赴西域取經。以譯經為己任的玄奘法師，藉著西遊記，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得道高僧。至於也是苦行僧的靜琬法師，卻是沒沒無名多了。說到兩位高僧對中國佛教的貢獻，我認為應該不相上下，因為石經收集不少版本的佛經譯本；其次有許多失傳的佛經譯本，像有名的「契丹藏」，就在石經中發現蹤影。　

　　所以，我覺得人的命運真的是不同，同樣為信仰奉獻、犧牲，有的人千古留名，有的人卻被大眾遺忘，看來靜琬法師吃虧甚大。可是以我探訪過為保存玄奘法師由印度帶回的經典和佛像的慈恩寺，以及中國佛教密宗發源地，也是長安城翻譯佛經的三大譯場之一的大興善寺，發覺這兩座佛寺，幾乎已看不到佛經的蹤影。想到在北方曾盛極一時的佛教，如今在西安，卻荒蕪如沙漠，怎不令人感嘆不止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