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蜀桂的道聽塗說

     位於愛河畔的玫瑰堂，為高雄市最有歐風的老建築，它曾是畫家和攝影師的最愛，卻少有人知道該堂的歷史價值。它是天主教再度來台的第一站；而郭德剛神父能在港都立足，靠的是海盜頭子的保護；搞不好那片土地的原主人，也屬海盜一族吧！

     中法天津條約後，開放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，位在馬尼拉的道明會神父積極返台，於是郭德剛神父奉命來台。他於一八五九年五月十五日，和洪保祿神父、三位單身的傳教師，一位修士，以及教友李步壘一家四口，由廈門出帆，四天後順利的到達苓雅寮。

     郭神父一行人起初在西甲租屋，未料到竟受當地人的騷擾，甚至告到縣府，幸好得到一位英籍鴉片商人之助解圍。洪神父因病返回廈門，郭神父在西甲也待不下去，在李步壘的建議下，神父到前金社找住所，最後以高價租下海盜頭子的小屋。也許海盜房有保護作用，也許地方太偏僻，從此沒有漢人再找神父的麻煩。

    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下旬，郭神父花了六十二塊銀圓，購買前金社靠海濱的土地，也就是玫瑰堂後面、對面沿著愛河邊到高雄女中的大片土地。並蓋了一間茅草屋，做為住宅及臨時教堂。第二年五月，郭神父以六百圓興建一間寬十五尺，長六十尺，以土角磚砌成的小教堂，這是第一代玫瑰堂。

      一八六二年九月，郭神父動用兩千五百圓興建一座以馬尼拉聖道明堂做樣本，長九十英尺，寬三十英尺，以紅磚，老古石混合三合土的教堂，翌年落成命名為「玫瑰聖母堂」，這也是第二代玫瑰堂。

      半世紀後，玫瑰堂的教友人數增加不少，遇到教會大節慶，教堂人滿為患，教會和教友計劃蓋新教堂。一九二八年李安斯神父到任，他扛起建新教堂的重任，建築形式為哥德式，這是許多神父和教友的最愛，我們可從彼岸近十年蓋的教堂，多為哥德式得到證明。

     鐘樓、拱門、圓拱窗，以及堂內天花板上富有變化的圓拱型突出裝飾線條，都可從歐洲教堂移植過來。所以玫瑰堂的興建，不需建築師，而是好的營造廠，該堂請的廠商來自日本長崎，據說老闆是教友，當時正在台北市建造專為日本教友使用的樺山町天主堂。

     教堂的地勢極低，至少需墊高五尺，幸好日本政府疏浚愛河，有現成的泥土填地基；為了節省工資，每戶教友分配責任區，負責搬土填高。玫瑰堂的興建，花了兩年時間，耗資五萬元以上，龐大的經費，主教和李神父支助六千五百元，其他的工程款，都靠教友奉獻。

     二次大戰末期，玫瑰堂曾被日軍徵用為營區，高雄港被美軍炸得面目全非，玫瑰堂卻安然無恙，道明會的神父認為，美軍有意保護教會，才能倖免。可是戰後的玫瑰堂，門窗難免池魚之殃，以千瘡百孔的容顏，迎接逃到鄉下避戰火的教友。

    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的八十年間，玫瑰堂先後由十八位西班牙籍神父管理。太平洋戰爭後，日軍拘捕所有的外籍傳教士，教廷派日籍里協淺次郎主教來台，領導天主教會。里協主教選擇玫瑰堂做他的公署，因此玫瑰堂教友和日本主教的關係極密切。台灣光復後的頭兩年，玫瑰堂第一次由中國神父管理，接著十七年，由三位西班牙神父掌管。從民國五十三年起，玫瑰堂都由中國神父當家。

    一九七二年，玫瑰堂在庭院建聖母亭，挖地基時，掘出「奉旨」碑，那塊是沈葆禎為保護教友免受莠民迫害，向皇帝要兩塊「奉旨」，另一塊掛在萬金天主堂大門上。由於當時負責玫瑰堂的潘神父，是萬金村人，曉得這塊碑的歷史價值，於是做了兩個小天使，把「奉旨」立在大門頂。

     玫瑰堂內還有些珍貴的歷史文物，祭台正中供奉的聖母抱耶穌塑像，是一八六三年興建玫瑰堂時，自西班牙進口。該堂從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日位領洗者，到最近受洗的教友，都有完整的記錄。從這本擁有一百四十年歷史的領洗冊，我們可從文字，看出時代的演變。而該堂教友家庭的變遷，也可從領洗冊中找出蹤跡。

    一九九六年，教宗將玫瑰堂升為聖殿，為慶祝該堂在教會內地位的提高，花了近兩年時間，將教堂內外大整修。一九九七年，單國璽樞機主教主持落成祝聖大典。如今該堂的全名是「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」。

 （註：此文原發表於「高雄老建築」一書中，我還有一篇有關玫瑰堂的詳細報導，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作品。）